智慧社區網格化管理：是經濟與社會發展矛盾演進的產物！
本期導讀：讓大家明白智慧社區網絡化管理的由來。
一、簡述人類發展與社區進化
人類作為具有發達語音系統的靈長類群落，習慣于把人類一路走來的過程稱為“發展”。當我們把“發展”這一概念套用于人類社會時，我們知道“發展”是一個歷史范疇，隨著歷史進程的演變，“發展”的理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內涵。
迄今為止，人類對“發展”這一理念的認識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發展階段：
1、用經濟增長評定進步：當工業文明的火炬在英倫三島點燃后，人類對于“發展”的理解就是要使社會向工業化過程演進，強調國民收入和國民生產總值的提高，把社會財富的增長作為社會發展的目標和尺度，這一發展理念我們稱之為“經濟增長發展論”；
2、用經濟增長與社區變革評定進步：到了20世紀70年代，隨著工業化的演進，人們逐步認識到單純的經濟增長并不能使全社會人的生活質量得到普遍提高，于是，人們認為經濟發展的過程應該是伴隨著經濟結構、政治體制、文化法律發展變革的過程，“發展”是經濟增長與整個社會變革相統一的過程，這一發展理念可以稱為“經濟增長與社會變革統一論”；
3、用社會綜合發展評定進步：隨著世界進步最快的那一部分人類的發展實踐——西方工業化給人類的生存環境帶來的破壞，人類對“發展”又有了新的認識，1972年6月5日—16日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了有113個國家1300多名代表參加的人類環境會議，中國也參加了此會議。這是世界各國政府代表第一次坐在一起討論人類對于環境的權利與義務的大會。
會議的目的是：促使人們和各國政府注意人類的活動正在破壞自然環境，并給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威脅。會議通過了劃時代的歷史性文獻之一《人類環境宣言》，并鄭重申明：人類有權享有良好的環境，也有責任外i子孫后代保護和改善環境；各國有責任確保不損害其他國家的環境；環境政策應當增進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潛力。
會議還警告說：“在現在，人類改造其環境的能力，如果明智的加以使用的話，可以給各國人民帶來開發的利益和提高生活質量的機會。如果使用不當或輕率的使用，這種能力就會給人類和人類環境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害。”會議還通過了將每年的6月5日作為“世界環境日”的建議，把生物圈的保護列入國際法之中，而且，第三世界國家成為保護世界環境的重要力量，使環境保護成為全球的一致行動。會議得到各國政府的承認和支持，在會議的建議下，成立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從此，人類的“發展”觀演進到一個新的階段，這一發展理論要求發展要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及各種社會關系的統一體--人的發展與自然的協調發展作為衡量發展的目標和尺度，這一理論我們稱之為“社會發展論”；
4、用人（社區居所）為中心評定進步：到20世紀后半期，幾乎所有思想性的經典作品都涉及到人類的“發展”問題，并對人類以往的“發展”里程進行反思，認為：以往人類以為社會進入工業化后，便可以實現福利，縮小極端的不平等買就可以給予人盡可能多的幸福。可現實世界卻并非如此，隨著工業化對自然的作用，全球生態在日益惡化：盡管全球都在發展，南北差距卻日益擴大；發達國家壟斷著高科技，以25%的人口占據75%的世界能源，而貧窮國家卻饑餓和災荒不斷，它們不僅在經濟上收到剝削，而且在政治、軍事上也受到發到國家的壓迫，國際社會必須對傳統發展觀做出修正。
1990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出版的《人類發展報告》年鑒中指出：社會發展應從以屋為中心轉向以人為中心。
1995年世界發展首腦會議通過的文件提出了：社會發展要“以人為中心”，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是“改善和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質量”的觀點。進入21世紀，人類在對傳統發展觀修正的基礎上，不得不選擇以全面發展的人為本的價值觀為支撐的科學發展觀。這種最新型的發展理念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建立在生產力、公正、持續性、享有權利這四個基石之上，而發展必須把“人”置于所關心的一切問題的中心。
“社區”，作為人類在衣食住行上的結群場所，是人（個體）和社會（群）的發展行為和活動的載體，人們最形式化、最直觀的生活活動都是在“社區”（尤其是當代城市社區）里進行的，所以，“社區”作為承載人與社會的發展過程的空間方式，在以全面發展的人為本的價值觀為支撐的科學發展觀指導下，人類的發展實踐勢必具有鮮明的社區性。
二、經濟與社會（區）發展不和諧
加強城市社區建設是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客觀需要。從我國改革開放25年來的發展實踐看，我們對“發展”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國民計劃經濟”至“經濟社會發展計劃”，到“協調經濟與社會的關系”，再到如今倡導構建”和諧社會“的發展過程。之所以講”和諧“，是因為我們在發展的過程中還存在著許多不和諧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一下幾個方面：
1、城鄉之間的不和諧
據國家統計報告：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人均純收入之比，相對差距由1978年的2.57倍擴大到2003年的3.23倍，絕對差距由1978年的209.8元擴大到2003年的5850元；如果考慮到城鎮居民享受到的各種福利，我國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之比已經高達6:1.。
2、區域之間的不和諧
主要體現在東中西之間的差距在逐步拉大。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①經濟總量的差距拉大。2003年，僅東部在全國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就占到近60%，相比之下，中西部卻在逐步下降；
②人均GDP的相對差距越來越大。1980-2003年，西部與東部之比由1:1.91擴大到1:2.59，中部與東部之比由1:1.53擴大到1:2.03，西部與中部之比由1:1.25擴大到1:1.27。目前，我國內部各省級行政區人均GDP相對差異系數要高于世界各國的相對差異系數，地區發展極不平衡。
3.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不和諧
表現在：
①經濟增長與社會事業的不和諧。科教文衛事業的投入滯后于經濟發展的速度，文盲和失學率有所上升。衛生醫療體系也較落后，在世界衛生組織的191個成員國中，我國的醫療衛生體系排在第144位，排在印尼和孟加拉國之后。我國城鎮居民，特別是農民因病返貧的現象十分嚴重。
②經濟增長與分配的相對不和諧。社會財富的增長一定要與社會分配的公平相配套，否則就會影響社會的穩定。小平同志說過“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當前我國社會兩極分化現象已越來越嚴重。目前世界上一半用基尼系數來衡量貧富差距，系數是0為完全平等，1為極端不平等，一般來說，系數小于0.2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為高度平均，0.2-0.3表示相對平均，0.3-0.4是比較合理，而0.4就是貧富差距拉大的”警戒線“，如果超出0.6那這個國家就會發生動亂了。從2000年開始我國就已經超過了警戒線。
③經濟增長與就業的不協調。我國這幾年經濟一直持續增長，從理論上說，經濟增長必然會拉動就業，可近年來我國的結構性失業卻很嚴重，就業和社會穩定形勢十分嚴峻，僅失地農民就有6000多萬，而城市小市民則因過高的房價，生活成本上升而抱怨，因拆遷引發的上訪
群體事件不斷。
④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不和諧。目前我國每年有28萬人自殺，每1000個人中就有13個精神病人，且有不斷增長的姿態；“認錢不認人”的拜金主義現象也十分嚴重。
以上這些在發展中存在的不和諧問題給我國帶來最直接的后果：
①流動人口的大量增加（當然城市化的過程也是農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的過程）。城鄉差距的拉大和地區發展的不平衡，使大量農村失地農民與西部噴坤地區人口向東南沿海流動，從目前我國人口流動的流向看，也是由農村流向城市，由少數民族聚居區多的中西部流向東南沿海地區。以上海為例，據2003年的統計顯示：上海流動人口總量為498.79萬人，且在滬長期居中的趨勢明顯，據測算，上海每平方公里吸納和集聚的跨省市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動人口就有604人，居長三角之首。而大量進入城市的流動人口是直接落腳在社區，由流動人口的增加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如治安問題、環境衛生問題、城市資源消耗問題、民族關系問題等往往最初發生在社區，這自然要求我國城市管理重心下移。
②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不和諧造成貧富差距的拉大和弱勢群體的增加，直接影響了社會的穩定。目前我國急需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做好弱勢群體的幫扶救助工作，而城市弱勢群體的活動空間大多在社區，因此，加強城市社區建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筋皮和重要。
三、基于工作單位的管理&基于社區的精細化管理
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對城市的管理是通用單位制把城市居民組織起來，工作單位是城市基本單元。隨著我們社會的轉型和體制的轉軌，大量的社會管理、服務和公用事業以及其他有關和部分的生活職能從政府和單位甚至家庭中剝離出來；就個人而言，游離于單位之外的人員如城市無業人員、流動人口和老年人口日益增多，整個社會日益多樣化，出現了不少新的階層，不論這些階層是多少個，我國社會階級、階層的存在也是不爭的事實。不同社會階層的不同人群必然會對內形成不同的關系樣式和組織結構，對外要求不同的管理模式和服務方式。面對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利益要求、不同的行為方式，要讓社會有序、平穩的向前發展，必須要有一套有效的城市管理體制。
社區作為一個地域性的社會，因其具有滿足社區成員日常生活需求的功能、社會化的功能、控制的功能、參與的功能、互助的功能和協調社會中不同因素矛盾和沖突的整合功能，在城市管理中正發揮著獨特而又豐富的作用。早在上世紀90年代，北京、上海、廣州、南京、石家莊、沈陽等城市就提出“兩級政府，三級管理”的城市管理體制，其主要做法就是在不變更街道辦事處政府派出機構性質的前提下，擴大和強化街道辦事處所承擔的社區管理和綜合協調的只能，來承接城市管理重心的下移，使其對地區性、社會性和群眾性的工作負全責，從而把街道辦事處視為市、區兩級政府之外的第三級管理；同時，依托黨政地方機構，在強化社區管理的過程中發展社區事業。經過多年來的實踐，這一管理體制提高了城市管理效率，為城市建設和經濟結構轉型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秩序，同時也為社區發展提供了較強的行政力量和財力支撐。
但是，也存在以下兩方面的問題：
①接到地方黨政機構行政成本過高。因這一管理體制一是把大量管理實務下移而不是外移；
②把城市管理和社區事業先后結合，勢必使基層管理負擔過重，容易造成什么都管卻管不好的局面。另一方面是“條”與“塊”的矛盾，“看得見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見”的問題依然存在。對社區來說，各種資源的配置權仍然正握在條線及各職能部門手里，基層管理是條形管理，即使賦予街道更多的管理權限也難收到預期效果。
因此，如何在加強基層黨建、整合社區資源的基礎上，將基于行政力量的社區發展模式轉向把部分社區事務讓渡給社會力量、因地制宜的社區發展模式，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現代化城市發展需要的社區運行機制也刻不容緩。目前，上海提出網格化管理的新機制就是將信息技術中的每一個網格都是一個平面系統，為了實現共同的目標，需要調動起每一個不同系統的理論應用到社會管理中，看到基層社會存在著國家正式組織力量、社會自組織力量和私人企業的力量三個系統，實行網格化管理就是要同時考慮到這三個系統。然而，如何讓各個系統建立起來并形成一個網絡向一個共同的目標運行，還需要這一社區建設模式再實踐中不斷探索。
一、簡述人類發展與社區進化
人類作為具有發達語音系統的靈長類群落，習慣于把人類一路走來的過程稱為“發展”。當我們把“發展”這一概念套用于人類社會時，我們知道“發展”是一個歷史范疇，隨著歷史進程的演變，“發展”的理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內涵。
迄今為止，人類對“發展”這一理念的認識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發展階段：
1、用經濟增長評定進步：當工業文明的火炬在英倫三島點燃后，人類對于“發展”的理解就是要使社會向工業化過程演進，強調國民收入和國民生產總值的提高，把社會財富的增長作為社會發展的目標和尺度，這一發展理念我們稱之為“經濟增長發展論”；
2、用經濟增長與社區變革評定進步：到了20世紀70年代，隨著工業化的演進，人們逐步認識到單純的經濟增長并不能使全社會人的生活質量得到普遍提高，于是，人們認為經濟發展的過程應該是伴隨著經濟結構、政治體制、文化法律發展變革的過程，“發展”是經濟增長與整個社會變革相統一的過程，這一發展理念可以稱為“經濟增長與社會變革統一論”；
3、用社會綜合發展評定進步：隨著世界進步最快的那一部分人類的發展實踐——西方工業化給人類的生存環境帶來的破壞，人類對“發展”又有了新的認識，1972年6月5日—16日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了有113個國家1300多名代表參加的人類環境會議，中國也參加了此會議。這是世界各國政府代表第一次坐在一起討論人類對于環境的權利與義務的大會。
會議的目的是：促使人們和各國政府注意人類的活動正在破壞自然環境，并給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威脅。會議通過了劃時代的歷史性文獻之一《人類環境宣言》，并鄭重申明：人類有權享有良好的環境，也有責任外i子孫后代保護和改善環境；各國有責任確保不損害其他國家的環境；環境政策應當增進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潛力。
會議還警告說：“在現在，人類改造其環境的能力，如果明智的加以使用的話，可以給各國人民帶來開發的利益和提高生活質量的機會。如果使用不當或輕率的使用，這種能力就會給人類和人類環境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害。”會議還通過了將每年的6月5日作為“世界環境日”的建議，把生物圈的保護列入國際法之中，而且，第三世界國家成為保護世界環境的重要力量，使環境保護成為全球的一致行動。會議得到各國政府的承認和支持，在會議的建議下，成立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從此，人類的“發展”觀演進到一個新的階段，這一發展理論要求發展要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及各種社會關系的統一體--人的發展與自然的協調發展作為衡量發展的目標和尺度，這一理論我們稱之為“社會發展論”；
4、用人（社區居所）為中心評定進步：到20世紀后半期，幾乎所有思想性的經典作品都涉及到人類的“發展”問題，并對人類以往的“發展”里程進行反思，認為：以往人類以為社會進入工業化后，便可以實現福利，縮小極端的不平等買就可以給予人盡可能多的幸福。可現實世界卻并非如此，隨著工業化對自然的作用，全球生態在日益惡化：盡管全球都在發展，南北差距卻日益擴大；發達國家壟斷著高科技，以25%的人口占據75%的世界能源，而貧窮國家卻饑餓和災荒不斷，它們不僅在經濟上收到剝削，而且在政治、軍事上也受到發到國家的壓迫，國際社會必須對傳統發展觀做出修正。
1990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出版的《人類發展報告》年鑒中指出：社會發展應從以屋為中心轉向以人為中心。
1995年世界發展首腦會議通過的文件提出了：社會發展要“以人為中心”，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是“改善和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質量”的觀點。進入21世紀，人類在對傳統發展觀修正的基礎上，不得不選擇以全面發展的人為本的價值觀為支撐的科學發展觀。這種最新型的發展理念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建立在生產力、公正、持續性、享有權利這四個基石之上，而發展必須把“人”置于所關心的一切問題的中心。
“社區”，作為人類在衣食住行上的結群場所，是人（個體）和社會（群）的發展行為和活動的載體，人們最形式化、最直觀的生活活動都是在“社區”（尤其是當代城市社區）里進行的，所以，“社區”作為承載人與社會的發展過程的空間方式，在以全面發展的人為本的價值觀為支撐的科學發展觀指導下，人類的發展實踐勢必具有鮮明的社區性。
二、經濟與社會（區）發展不和諧
加強城市社區建設是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客觀需要。從我國改革開放25年來的發展實踐看，我們對“發展”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國民計劃經濟”至“經濟社會發展計劃”，到“協調經濟與社會的關系”，再到如今倡導構建”和諧社會“的發展過程。之所以講”和諧“，是因為我們在發展的過程中還存在著許多不和諧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一下幾個方面：
1、城鄉之間的不和諧
據國家統計報告：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人均純收入之比，相對差距由1978年的2.57倍擴大到2003年的3.23倍，絕對差距由1978年的209.8元擴大到2003年的5850元；如果考慮到城鎮居民享受到的各種福利，我國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之比已經高達6:1.。
2、區域之間的不和諧
主要體現在東中西之間的差距在逐步拉大。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①經濟總量的差距拉大。2003年，僅東部在全國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就占到近60%，相比之下，中西部卻在逐步下降；
②人均GDP的相對差距越來越大。1980-2003年，西部與東部之比由1:1.91擴大到1:2.59，中部與東部之比由1:1.53擴大到1:2.03，西部與中部之比由1:1.25擴大到1:1.27。目前，我國內部各省級行政區人均GDP相對差異系數要高于世界各國的相對差異系數，地區發展極不平衡。
3.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不和諧
表現在：
①經濟增長與社會事業的不和諧。科教文衛事業的投入滯后于經濟發展的速度，文盲和失學率有所上升。衛生醫療體系也較落后，在世界衛生組織的191個成員國中，我國的醫療衛生體系排在第144位，排在印尼和孟加拉國之后。我國城鎮居民，特別是農民因病返貧的現象十分嚴重。
②經濟增長與分配的相對不和諧。社會財富的增長一定要與社會分配的公平相配套，否則就會影響社會的穩定。小平同志說過“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當前我國社會兩極分化現象已越來越嚴重。目前世界上一半用基尼系數來衡量貧富差距，系數是0為完全平等，1為極端不平等，一般來說，系數小于0.2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為高度平均，0.2-0.3表示相對平均，0.3-0.4是比較合理，而0.4就是貧富差距拉大的”警戒線“，如果超出0.6那這個國家就會發生動亂了。從2000年開始我國就已經超過了警戒線。
③經濟增長與就業的不協調。我國這幾年經濟一直持續增長，從理論上說，經濟增長必然會拉動就業，可近年來我國的結構性失業卻很嚴重，就業和社會穩定形勢十分嚴峻，僅失地農民就有6000多萬，而城市小市民則因過高的房價，生活成本上升而抱怨，因拆遷引發的上訪
群體事件不斷。
④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不和諧。目前我國每年有28萬人自殺，每1000個人中就有13個精神病人，且有不斷增長的姿態；“認錢不認人”的拜金主義現象也十分嚴重。
以上這些在發展中存在的不和諧問題給我國帶來最直接的后果：
①流動人口的大量增加（當然城市化的過程也是農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的過程）。城鄉差距的拉大和地區發展的不平衡，使大量農村失地農民與西部噴坤地區人口向東南沿海流動，從目前我國人口流動的流向看，也是由農村流向城市，由少數民族聚居區多的中西部流向東南沿海地區。以上海為例，據2003年的統計顯示：上海流動人口總量為498.79萬人，且在滬長期居中的趨勢明顯，據測算，上海每平方公里吸納和集聚的跨省市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動人口就有604人，居長三角之首。而大量進入城市的流動人口是直接落腳在社區，由流動人口的增加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如治安問題、環境衛生問題、城市資源消耗問題、民族關系問題等往往最初發生在社區，這自然要求我國城市管理重心下移。
②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不和諧造成貧富差距的拉大和弱勢群體的增加，直接影響了社會的穩定。目前我國急需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做好弱勢群體的幫扶救助工作，而城市弱勢群體的活動空間大多在社區，因此，加強城市社區建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筋皮和重要。
三、基于工作單位的管理&基于社區的精細化管理
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對城市的管理是通用單位制把城市居民組織起來，工作單位是城市基本單元。隨著我們社會的轉型和體制的轉軌，大量的社會管理、服務和公用事業以及其他有關和部分的生活職能從政府和單位甚至家庭中剝離出來；就個人而言，游離于單位之外的人員如城市無業人員、流動人口和老年人口日益增多，整個社會日益多樣化，出現了不少新的階層，不論這些階層是多少個，我國社會階級、階層的存在也是不爭的事實。不同社會階層的不同人群必然會對內形成不同的關系樣式和組織結構，對外要求不同的管理模式和服務方式。面對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利益要求、不同的行為方式，要讓社會有序、平穩的向前發展，必須要有一套有效的城市管理體制。
社區作為一個地域性的社會，因其具有滿足社區成員日常生活需求的功能、社會化的功能、控制的功能、參與的功能、互助的功能和協調社會中不同因素矛盾和沖突的整合功能，在城市管理中正發揮著獨特而又豐富的作用。早在上世紀90年代，北京、上海、廣州、南京、石家莊、沈陽等城市就提出“兩級政府，三級管理”的城市管理體制，其主要做法就是在不變更街道辦事處政府派出機構性質的前提下，擴大和強化街道辦事處所承擔的社區管理和綜合協調的只能，來承接城市管理重心的下移，使其對地區性、社會性和群眾性的工作負全責，從而把街道辦事處視為市、區兩級政府之外的第三級管理；同時，依托黨政地方機構，在強化社區管理的過程中發展社區事業。經過多年來的實踐，這一管理體制提高了城市管理效率，為城市建設和經濟結構轉型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秩序，同時也為社區發展提供了較強的行政力量和財力支撐。
但是，也存在以下兩方面的問題：
①接到地方黨政機構行政成本過高。因這一管理體制一是把大量管理實務下移而不是外移；
②把城市管理和社區事業先后結合，勢必使基層管理負擔過重，容易造成什么都管卻管不好的局面。另一方面是“條”與“塊”的矛盾，“看得見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見”的問題依然存在。對社區來說，各種資源的配置權仍然正握在條線及各職能部門手里，基層管理是條形管理，即使賦予街道更多的管理權限也難收到預期效果。
因此，如何在加強基層黨建、整合社區資源的基礎上，將基于行政力量的社區發展模式轉向把部分社區事務讓渡給社會力量、因地制宜的社區發展模式，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現代化城市發展需要的社區運行機制也刻不容緩。目前，上海提出網格化管理的新機制就是將信息技術中的每一個網格都是一個平面系統，為了實現共同的目標，需要調動起每一個不同系統的理論應用到社會管理中，看到基層社會存在著國家正式組織力量、社會自組織力量和私人企業的力量三個系統，實行網格化管理就是要同時考慮到這三個系統。然而，如何讓各個系統建立起來并形成一個網絡向一個共同的目標運行，還需要這一社區建設模式再實踐中不斷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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